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工银国际宏观分析师）
全球整体贸易表现存在边际放缓趋势，主要贸易出口国对外贸易表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制造业出口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出现贸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国贸易顺差增加。
自新冠疫情造成新供给冲击以来，逆全球化浪潮再次袭来。除了全球整体贸易表现存在边际放缓趋势，主要贸易出口国对外贸易表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制造业出口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出现贸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国贸易顺差增加。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以量补价与价格传导的机制受阻；二是产业链供需两端依赖所产生的对外贸易困局；三是长期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贸易平衡扭曲。
我们认为，虽然浅滩险阻难以避免，但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倒退，迎难而上的信心与科学合理的方法相结合，中国正积极探索稳外贸的应对之道：对内保价稳供，上下游剪刀差不断缩小，对外强调供应链安全，扩大市场需求增加产品黏性，并坚持对外开放与审慎克制的宏观政策基调，努力跨越全球化浪潮中的逆流险滩。
全球主要出口国贸易表现分化，中国对外贸易溯流而上
根据世贸组织（WTO）发布的最新贸易数据，预计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增长3.0%，低于之前预测的4.7%；预计2023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3.4%。除了全球整体贸易表现有边际放缓趋势，主要贸易出口国对外贸易表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分化，表现为制造业出口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出现贸易逆差，而大宗商品出口国贸易顺差增加。
从全球主要的制造业大国来看，德国今年4月贸易顺差仅8亿欧元（远低于历史同期，同比下降95%），日本今年1~7月贸易逆差共计9.4万亿日元（去年同期实现贸易顺差1.2万亿日元），韩国今年7月贸易逆差48亿美元（去年同期贸易顺差18亿美元），制造业新起之秀越南今年5月贸易逆差17亿美元。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则有较佳表现，俄罗斯今年1月贸易顺差212亿美元，今年6月加拿大贸易顺差50亿加元、澳大利亚贸易顺差177亿澳元、印尼贸易顺差51亿美元，均都高于历史同期水平。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与贸易大国，今年1~7月贸易顺差累计4823亿美元，同比增加62%，是年内最大增幅。
以量补价与价格传导的机制受阻
根据贸易差额的计算公式，可以发现导致今年不同类型的国家贸易表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两种传导机制的不畅通。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以量补价的失利。今年，由于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且幅度加大，美元指数一路高企，致使非美元货币普遍贬值。土耳其经济学家博兹等人2017年测算得出，若美元对所有其他货币升值1%，预测世界贸易总量在一年内将下降0.6%~0.8%。基于出口价格的角度，尽管非美国家对美国可能出口价格相对降低，增加了出口商品竞争力，但是由于非美货币普遍贬值，故而对非美国家出口价格，仍是取决于两国本币的相对汇率，价格优势并不能完全展现。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元升值，本国出口货品价格对美元虽略占优势，但这是基于“以量补价”渠道畅通的理想情况而言。
然而，今年全球经济普遍放缓，大多数经济体内部都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困境，尤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衰退预期不断升高，直接削弱了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以量补价”并不总是成立，出口量下降（外围需求）与出口价格降低（汇率）或将同时出现。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上下游价格传导不畅。由于能源/原材料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国家受制于大宗商品的高企，致使原材料价格一路攀升，上游行业产品也随之涨价，使得中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价格传导机制失败，对于处于中下游的外贸企业而言，出口价格上涨幅度远不及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内外末端需求疲弱又进一步削弱了中下游企业的定价能力。在成本与收入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小企业利润被压缩。
不仅如此，出口企业还面临人力成本上升、运输受阻、航运成本提升、汇率波动加剧等因素，给出口企业带来更大压力。相比之下，中国前期保价稳供兜底生产效果显著，PPI显著回落；后期受海外供需关系改善和物流航运的逐步恢复，国际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7月PPI同比已经回落至4.2%。其中，上游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均环比下降。我们认为，中国PPI将延续回落趋势，PPI-CPI剪刀差料继续收窄，下游企业利润情况有望得到持续改善。
产业链供需两端依赖所产生的对外贸易困局
制造业出口国贸易顺差缩小为表象，以量补价与价格传导的机制受阻为渠道因素，而产业链供需两端对外依赖程度则是底层原因。传统贸易理论中，两国贸易交易以要素禀赋的绝对优势与相对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顺利展开，以达到整个系统的帕累托均衡。然而，此轮疫情引致的新供给冲击从物理层面（供应链受阻）与心理层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在从旧均衡点向新均衡点移动的过程中，要素进口依赖国因供应链瓶颈和贸易保护主义（如大宗出口国的能源保护和粮食保护主义）难以获得生产原料，不得不面临生产资料价格高企。
随着全球滞胀格局进一步固化，今年一个突出的背景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宏观上的直接体现是持续走高的通胀。以成本推动为主的结构性通胀与地缘政治动荡造成的生产侧失序，使得生产资料进口依赖国进口商品价格比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更快，贸易条件随着通胀抬升而恶化。从需求端来看，跨境物流受阻会影响外贸订单交付，贸易保护主义会迫使最终产品进口国寻找其他国家制造品替代或者是本国制造替代。总的来看，出口国产品滞销，进口国产品价格高企，是牺牲社会总福利的非帕累托改变。
然而，消费全球近三成能源的中国，一直把能源安全放在首位，尤其是减少对于进口能源的依赖，采用多元化供应渠道，于陆地（中国—中亚油气管道、中俄输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与海上建设油气管道，避免对中东油气的过度依赖。虽然短期改变能源进口依赖并不能一蹴而就，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低碳节能以及风光发电、核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探索与开发值得努力。
不仅如此，中国产业链完备、门类齐全且独立完整，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中下游供应链国产替代空间广阔。长期来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改变能源结构、提升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科技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也有助于提升终端消费品黏性与产业链上技术黏性，从而改变“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型贸易的产业布局，最终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拓宽内外市场需求，带动产业整链发展。
长期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贸易平衡扭曲
本国财政政策会对贸易平衡产生冲击效应，无序的扩张性财政将加剧贸易失衡，导致财政与贸易“双重赤字”效应。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采用扩张性财政希冀刺激经济实现复苏，然而长期的扩张性支出短期增加了各国的债务负担，长期则透支了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加剧了贸易失衡。自疫情暴发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再一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刺激性的财政政策相结合。例如，美国超过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超过美国2020年GDP总量的40%，是2008年美国应对金融危机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规模的近5倍；英国超过680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措施，日本近200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
疫情初期，大量涌入的流动性虽然推高了股市，形成经济失速阴影下的资本盛宴，但潜在的问题却在潮水退去之后逐渐显现。一方面，根据我们的研究，政府债务比重突破门限值后，不仅对于经济的助力呈下降趋势，而且有着推升通货膨胀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且过度扩张的财政将恶化贸易平衡条件，尤其是在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贸易平衡的冲击强且影响时间久。因此，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缓、对外出口增长下滑、贸易条件恶化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困扰，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学合理地实现兼顾与平衡，而这也恰好能够说明在外围波动纷扰之际宏观审慎政策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新供给冲击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需求侧政策效力有限，没有一劳永逸之策，而宏观政策的制定只能够针对现实情况，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美国“胀”的压力大于“滞”，则加息收紧货币政策仍是第一要务。然而，中国“滞”的压力强于“胀”，则稳经济政策靠前发力。同时，对内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宏观政策刺激力度与可持续性的长期平衡，对外长期坚持高水平开放，兼顾短期复苏与长期稳定，协调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才能夯实中国外贸发展、呵护长期经济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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