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一再预测“中国将遭遇硬着陆”。但事实显示，真正遭遇现代经济学中“硬着陆”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俄罗斯与日本等西方国家。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何西方国家会遭遇硬着陆而中国不会？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今年早些时候因为宣称“中国硬着陆已不可避免”，一度占据新闻头条。索罗斯虽然号称“金融天才”，但他在共产党领导或曾经领导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的投资记录堪称灾难，其曾投资俄罗斯Svyazinvest电信公司亏损约10亿美元。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中国要硬着陆的消息，彭博（Bloomberg）尤其是这其中的代表。
对于慎求事实的人来说，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它与事实明显相悖。不像西方经济体，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因此我有必要澄清事实并阐述：为何西方国家会遭遇硬着陆而中国不会。
何谓“硬着陆”？
首先有必要定义何谓“硬着陆”，因为西方媒体对此存在不同的说法。粗浅说来有两条：
一是是实际产出严重下降，如2007年美国大衰退和1991年俄罗斯回归资本主义的大衰退；
其次是经济长期停滞，如1990年后的日本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年均增长率低于1%。
但如下文所述，硬着陆的两种情况所产生的机制是一样的。
何种原因导致西方国家遭遇硬着陆？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指出部分西方媒体一再重复的错误臆断：既然消费占GDP比重最大，那么消费就是影响经济周期（包括硬着陆）的决定性因素。这属于低级算术错误。虽然投资占经济比重较小，但投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远比消费变动大，投资变动直接决定经济衰退的规模。
2007年后遭受大衰退的美国，1990年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日本与1991年后经济衰退的俄罗斯，三个典型案例都印证了投资变动决定经济衰退的道理，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不会遭遇硬着陆。
2007年后美国经济大衰退
伴随国际金融危机而来的美国经济大衰退是美国自二战后遭遇的最严重经济衰退。以季度数据为例，美国GDP下降超过4%。在大衰退的前夕，即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消费，占GDP比重82.5%，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仅为17.1%。但投资下降幅度远甚于消费下降幅度。因而是投资下降主导了美国大衰退。
按照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衡量，美国居民消费在大衰退时期的最大跌幅为3%，私人固定投资则下降23%，是前者的7倍。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居民消费总额下降2750亿美元，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下降5920亿美元，是前者的两倍多。
再来看政府消费与投资的数据这种趋势就更为极端。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美元计价，2007-2009年美国GDP总额下降4610亿美元，其中消费总额（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下降了590亿美元，固定投资总额（包括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下降了5560亿美元。固定投资总额下降额度是消费总额的近10倍。
总的来说，美国大衰退完全是由于固定投资下降所致。
DP年均增长率仅为0.9%。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日本经济近乎停滞。这完全是因为消费增长与投资下降背道而驰的缘故。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从1990到2013年，日本消费增长41%，而固定投资则下降16%（见图2）。消费年均增长1.5%，固定投资则年均下降0.8%。
由此可见，日本经济严重停滞完全是由于固定投资下降所致。
1991年后俄罗斯经济崩溃和停滞
自1991年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后，俄罗斯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在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崩溃。1998年，俄罗斯GDP相比1991年下降了39%，继而又遭遇了卢布贬值和债务违约。尽管俄罗斯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有所恢复，但即便如此，其在1991到2014年内年均增长率也仅为1.0%。俄罗斯同时遭遇了两种硬着陆，即经济极端衰退和长期停滞。
俄罗斯1991年后所发生的情况对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其当时听从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与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理论。据世界银行的说法，私有化可以帮助经济发展，因为其能提高效率——用经济术语来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会提高。撇开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与否不谈，事实上俄罗斯TFP确实有所提高。据最新数据显示，1992-2014年间俄罗斯TFP年均增长率0.9%，高于任何发达经济体。但TFP增长完全被俄罗斯投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抵消了，由此导致俄罗斯遭受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停滞。
从1991到1998年的经济崩溃期间，俄罗斯GDP下降39%。但是，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卢布计价，个人消费和消费总额都在1991年水平的基础上增长1万亿卢布，与此同时固定投资总额则下降4万亿卢布，同比下降了81%。因此，投资下降导致俄罗斯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
再以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时期（1991-2014年）为例，以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卢布计价，俄罗斯消费总额较1991年水平增长8万亿卢布，固定投资总额则下降2万亿卢布（见图3）。因此，投资下降是导致俄罗斯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即近四分之一世纪（1991-2014年）经济年增长率不到1.0%。
综上所述，俄罗斯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是由于固定投资下降所致——准确地说2007年后的美国与1990年后的日本也是如此。TFP增长会被投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所抵消，即微观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足以弥补由宏观经济效率低下引起投资崩溃带来的恶果，因而俄罗斯发生经济灾难。
因此，上述数据清楚显示了为何美国、日本和俄罗斯遭遇严重经济衰退（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危机）——经济硬着陆，以及中国不会遭遇硬着陆的原因。投资严重下降是导致西方国家硬着陆的原因，因为在西方握有固定投资的绝大部分企业是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有效机制去阻止这种形式的投资崩溃。简言之，这些国家遭遇硬着陆是由于投资下降所致，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虽然私有企业数量占压倒性优势。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这一结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习近平在今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也郑重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结构意味着，如果政府需要实施反衰退措施，中国可利用庞大的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国有企业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让政府有能力设定总体投资水平，因此也让中国有办法阻止或扭转在西方发生的投资下降现象。总的来说，中国不会遭遇硬着陆，即投资崩溃，因为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也说明为何新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寻求避免使用数据，因为中国有能力利用国有企业控制投资水平，以避免硬着陆，这种宏观经济效益远比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任何微观经济调控手段管用。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私有化失去主导地位，即中国丧失设定总体投资水平的能力，那么中国将不再有避免美国、日本与俄罗斯似硬着陆的机制。
比较中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趋势，足以看清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反差：从2007-2009年，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下降22%，中国固定投资增长35%。带来的结果是，美国GDP年增长率下降3%，中国GDP年增长率增长20%（美国趋势见图1，中国趋势见图4）。从2007-2014年，中国固定投投资增长105%，带动经济增长81%。总的说来，美国国际金融金融危机后遭受大衰退——硬着陆，中国则继续强劲增长。
综上所述，中国也如西方一样，固定投资波动决定其是否遭遇西方似的硬着陆或者其是否能避免硬着陆。事实上，《华尔街日报》曾准确地指出（虽然他们也可能不知其意）：“大多数经济体只能利用两种杠杆来促进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种选择——中国发改委可以加快投资项目审批进程。”
但中国拥有西方国家不具有的第三种机制（加快或在过热的情况下减缓投资项目审批进程）的能力，是因为国企的主导地位，即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
结论
了解何种原因导致西方遭遇硬着陆与中国不会发生硬着陆的原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说中国经济不会遭遇硬着陆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存在问题或者中国所推行的个别政策不存在错误。但辨别“问题”与“危机”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很有必要。
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经济问题——一些问题并不是政策错误造成的，而仅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从30年前缺少汽车到现在交通拥堵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远甚于世界其他地方，但其要到“十三五”末期才能全面消除贫困。
但这些“问题”不同于阻止中国总体经济快速增长和出现硬着陆。后者甚至可定义为“危机”——参照2007年后的美国、1990年后的日本或者1991年后的俄罗斯。按照西方媒体对“硬着陆”的定义来讲，中国已经并将继续面临经济问题，但不是面临危机——硬着陆。
这反过来印证了习近平对中国发展道路所作的简短总结：“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源自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虽然这不会自动解决所有问题，但会保护中国避免硬着陆以及由此形成的全国性灾难——类似于俄罗斯1991年后所遭受的极端灾难。由于庞大的国有企业，中国拥有利用《华尔街日报》所说的“启动投资杠杆”的能力，美国、日本与俄罗斯投资下降，意味着这些国家会遭遇硬着陆，而中国不会。
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不同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只要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中国就不会遭遇硬着陆，因为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