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曾经是中国重工业发源地，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共和国长子”的发展速度已经被长三角、珠三角等昔日的“小兄弟”远远地抛在后面。如今的东北地区，同时面临经济增速严重下滑、经济结构失衡、部分城市资源走向枯竭、人口增长几乎停滞以及高技术人才不断外流等多重困境，东北经济如何才能真正突破旧的体制和结构，重新赢得发展的春天呢？实地探访并采访了相关专家，试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经济呈现出加速下滑的趋势。2015年，内地31个省区的经济增速排名中，东北三省均排名靠后，辽宁更是垫底。在经济新常态下，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实属正常，然而东北经济的下滑走势却令人感到意外，以至于“区域性塌陷”、“断崖式下滑”等言论开始甚嚣尘上。
面对东北三省经济增速近年来下滑的现状，很多人都不禁要问：昔日让人引以为豪的大东北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东北三省经济的全面滑落？
增长失速体制不活
2003年正式公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2003年，上述意见的公布，拉开了东北振兴的大幕。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高达12.7%，一度领先全国平均水平。
令很多东北人没有想到的是，自2013年起，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2015年，31省区的经济增速排名中，东北三省连续第三年排名靠后，辽宁、黑龙江、吉林经济增速分别为3%、5.7%、6.5%，辽宁排在最后一名，东北经济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伴随着经济的下滑，经营业绩也不断走低。“报社可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经济晴雨表的作用，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企业都不打广告，报社的收入自然就下降了。”王鹏说。
东北三省经济下滑，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空前关注。2015年4月9日至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吉林进行调研，同时主持了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李克强说：“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
东北经济出现下滑之后，国务院于2014年8月下发《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第一部分就提到“着力激发市场活力”，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发展活力。
“这说明高层领导已经意识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在东北振兴过程中束缚了经济发展。”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表示，体制和机制问题可大可小，从小的方面看，同样是申办企业，在南方可能几天时间就能完成全部程序，但是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可能需要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宋冬林所言并非无的放矢，作为土生土长东北人的袁伟(化名)就切身体验了一回。袁伟的“发小”高波(化名)已经定居日本多年，2015年下半年，高波想在东北开办一家公司，袁伟全程陪同高波办理相关手续。令两人没有想的是，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却颇为曲折，前后折腾了半个月的时间也没有结果。最终是通过袁伟同事“关系”，才顺利地办完了这些手续。
宋冬林认为，这说明东北人的观念和思想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导致体制和机制有所僵化，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僵化的体制和机制决定了市场不会有活力，产业结构调整也会面临重重困难。当投资拉动出现下降的时候，东北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就会尤其突出。
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也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改革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横向比较看，东北地区的体制和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可能是此次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根本原因。所以，应当把改革放在东北三省各项工作的首位，政府不要一味地注重上项目，更要注重机制和体制改革。
投资下挫结构失衡
今年44岁的白迪(化名)就职于某国有股份制银行吉林省分行的信贷业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与一些房地产企业接触比较多。据白迪介绍，2014年上半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房地产行业面临较大的库存压力，吉林省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就呈现出普降、降幅扩大的趋势，其所在分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也受到影响。
“房地产开发商的投资减少了，势必会影响到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正是因为如此，我坚决不买房地产、钢铁和水泥等行业的股票。”白迪称。
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回落的时候，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冲击。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杨东亮认为，要想发现东北经济失速的真正根源，必须深入研究经济增长源头的投资。投资作为经济产出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2014年，黑龙江固定资产投资仅实现1.5%的低增长，2015年则升至3.1%；辽宁省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7.8%。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产出的数量关系，结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实际表现，可以初步判断出东北地区经济失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下挫。”杨东亮总结说。
宋冬林与杨东亮观点相近，宋冬林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一旦投资拉动下降，像东北这样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较高的区域，受到的冲击就会尤其明显。
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客观上束缚了东北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是东北经济下滑的严重桎梏。据孙志明分析，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国有经济的占比较大，重化工业的占比较高。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地区一直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改革开放之后，却没有抓住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良机，被南方沿海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以吉林省为例，2014年，吉林省服务业比重仅为36.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吉林省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2014年，吉林省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51.1%，与全国超过6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即使是2014年快速增长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也比全国同期的平均增速分别低了1.7和3.4个百分点。
宋冬林表示，在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之前，国企在东北三省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达80%，振兴之后逐步下降至现在的50%左右，但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广东、浙江等省份相比，东北的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多数民营企业还是集中于小型、低端的服务业，而大型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的数量非常有限。
资源枯竭人口外流
陆加(化名)出生于吉林辽源市，1998年考入长春一所大学。大学毕业之后，陆加选择留在长春工作和生活。陆加的故乡辽源市曾经以盛产煤炭著称，是中国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辽源市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困难。
像辽源市一样，经过多年的开发之后，东北的很多资源型城市已经成为资源枯竭城市。2008~2011年，国家分三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城市(县、区)，东北地区就占据了20个名额。当整体经济不乐观的时候，资源枯竭型城市进一步加重了其所在区域经济下滑的压力。
“资源型城市主要以资源的开采、开发及初加工为主。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自我调整难度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宋冬林介绍，“资源型城市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第二产业占比较大，第三产业发展速度不足，地区产业结构因此出现明显的失衡。”宋冬林说，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830.50亿元，其中来自于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石化工业增加值达1193.80亿元，占比高达42.18%，成为该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孙志明说，因为东北地区的开发较早，现在已经存在资源枯竭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东北地区的资源枯竭性城市的占比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经济的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东北的林区和矿业经济大幅滑落，在没有其他产业支撑的情况下，就业将会非常困难。很多林区、矿区的人只能和农区的人一样外出打工，人员的流失也会抑制当地经济的发展。
今年春节过后，陆加多位同事辞职，希望去其他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这让他有些心动。“我的一个师兄在广东经营红木家具的生意，一直都在动员我过去帮忙。”陆加说，“东北这边的经济不景气，工资也不是很高，趁着现在还年轻，我真的想出去闯荡一番，或许能够打出一片新天地。”
据了解，在时下的东北地区，像陆加这样有意去南方发达地区发展的中青年并不在少数。“东北地区的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慢于一线城市，这就会导致东北地区的人口外流。”宋冬林说，高端人才的大量外流、有工作能力和有文化的青壮年的流失，导致东北人口与社会需求同时在减少，产业自然也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人和经济的发展存在互动的关系，一线城市的经济形势好，个人发展也面临更多机会，自然就会对人才形成吸引力。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空间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也就很难留住人才。“当高端人才出现大量流失、并形成一种趋势的时候，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就可想而知。”杨东亮表示。
著名学者易富贤撰写的《大国空巢》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各省的人口结构，认为东北人口老龄化在全国最高而且非常严重，东北未来的人口危机是中国最严重的。
孙志明介绍，现阶段的东北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辽宁和吉林人口总数各增加了1万人，而黑龙江减少了2万人，整个东北地区人口数与上年持平，这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个阶段东北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人口增长呈现出后继乏力的态势，这是东北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
央企带动效应趋弱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在东北地区共有3183户，资产总额4.5万亿元，职工人数174.8万人，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在辽宁的央企及所属企业有1751户，资产达2万亿元，占辽宁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47%，在岗职工约70万人，2013年营业收入为1.7万亿元。在吉林，2013年央企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90%多；在黑龙江，央企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也在60%以上。
正是因为央企在东北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务院在相关文件中才会明确提出“研究中央企业和地方协同发展政策，支持中央企业与地方共建产业园区。”
“央企在东北经济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央企和地方经济、央企和央企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极为有限。”宋冬林说，央企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增加了东北的税收和就业，但是却没有为东北地区带来技术外溢和分工外溢，没有能够带动东北出现集群式的产业发展。
央企并没有将工作分工细化以后分享给地方经济，令中央企业对东北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受限。央企的体量较大，一旦央企自身增长乏力，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最近几年东北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就更为明显。
同其他企业相比，央企具有明显的技术研发优势，不过央企的这种优势基本都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了消化，似乎与其所在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央企在东北地区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北的问题能否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企的问题能否解决。
东北经济如何突围？
东北经济下滑背景下，当地很多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变得越来越不乐观，一些企业更是不时传出裁员和降薪的消息。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在东北生活和就业的人都期望东北经济能够尽快走出困境，自己的收入水平能够在未来有所提高。 那么，东北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东北不应该再把经济的发展希望寄托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投入，要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循环来走出困境。东北的经济要从政府主导变成市场主导，否则经济增速只会越来越低。
“东北经济振兴的重点还在于改变发展思路，什么时候思路真正发生了改变，东北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袁钢明说，就目前而言，东北经济走出困境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孙志明说，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重化工业在整体经济当中的占比较高，同时重化工业又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行业发展与经济周期的走势密切相关。在目前正处于调整阶段的经济周期当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东北经济出现下滑，但是当下一个经济周期来临的时候，东北的经济很可能就顺势走出困境了。
吉林省智库秘书长刘庶明认为，现在很难说东北经济究竟会在哪个具体的年份走出困境，因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也是和中国经济周期相对应的，东北经济最终走出困境的时间应该会和全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时间相近或相似。
第一步是走出困境，第二步则是寻求突围，如何突围，刘庶明说，“东北经济要想突围可以采取‘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模式。”
刘庶明表示，东北在此前就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工业基础，从内生发展的角度看，东北地区应该紧紧抓住“中国制造2025”的历史机遇，通过数字化、技术化改造和升级，让东北的传统工业迸发出新的活力。同时，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影响也是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东北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好新业态新技术，这对于东北地区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刘庶明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在继续加强工业增长，做足总量，增强实力和增加效益的同时，还要优先发展服务业。一直以来，东北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明显的短板。东北地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服务业将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形成拉动效应，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发达国家和国内经济发达城市的情况来看，在农业生产规模化、工业生产精细化之后，服务业将是拉动就业的最为重要领域。
袁钢明认为，东北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在于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地方经济，要学习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通过让东北的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起来，提高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这是东北经济走出困境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东北地方政府一定要把发展民营经济放在地区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民营经济发展来带动东北经济走出困境，让东北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袁钢明建议。
杨东亮说，东北地区应该坚定走简政放权，市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解决东北地区政府投资过大过重、不可持续的问题， 这应该是东北经济走出困境的核心所在。应该突出民间投资在市场竞争领域、在风险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导、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地方投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