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式下，决定投资能力的三大主要变量就是：电价、用电量、管制模式。成本加成的模式，赋予了将投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或者说依靠投资把成本维系在较高水平的能力）。
管制模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电价目前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预计未来用电量有望保持温和和较低的增长，因此，电力投资的总体规模，尽管难有大的增长，也有能力保持在当前的水平上。
从2014年开始，用电量进入低增速时期。2015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低于1%，增速创近30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由于夏季、冬季气候变化、上期基数等因素影响，用电量增速有所恢复，但剔除气候等因素，增长仍然在低增速水平。
总体来看，过去拉动电力消费快速增长的高耗能产业，在未来几年里，可能很难有质的改善。尽管新能源汽车、电取暖等新的用电负荷在快速发展，但难以弥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下降的影响。可能与日本在70年代之后类似，我国能源消费可能进入一个较低增速的时期。
发电资产的利用率近几年持续走低，平均发电小时数近几年也创下近30多年新低，除核电、水电等之外的发电资产，特别是火电的平均发电小时数2015年下降到4300多小时，创70年代以来新低，而2016年还在持续下降。
输电、配电资产的利润率指标不够直接，但从高压线路负荷情况来看（包括特高压线路），总体利用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电力投资的机制设计是建立在“成本加成”上的，因此过去在电力系统上的投资密度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超前的。因此会出现在利用率不但走低的情况下，发电投资仍然在惯性推动，传统发电、新能源发电发展对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这也导致电力资产的投入产出不断走低。
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强壮最统一的电网体系。电力装备是为电力需求服务的，考虑到需求比较疲软，而存量资产的利用率已经偏低，因此，如果后续用电量不出现大的增长，常规的电力装备投资，也难以出现大的增长。脱离这个基础的大规模投资是低效和不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