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口径，2019年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28.14万人，深圳市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1343.88万人，两座城市总和3772.02万人，与抖音过去一年（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创造的3617万个就业岗位非常接近。
3617万个岗位，主播与创作者占近六成
9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据《报告》测算，过去一年，抖音整体带动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达到3617万个，其中直接从业人员3561万人。
抖音平台直接从业人员规模测算
这么多从业者，具体都在做什么？
据统计，抖音平台的直接从业人员包括短视频创作者、直播的主播，直播团队就业人员，企业号、MCN和公会的工作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创作者和主播从业人员数量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不到六成，共有约2097万人。
在这2097万主播中，女性占比54%，从年龄构成看，24-40岁的中青年是主力军，合计占比67%。另据统计，还有约56万人通过抖音平台间接就业，这部分人主要从事直播设备行业。
除了个体创作者，抖音还激发了企业的创业活力。截至2020年7月，超400万家企业在抖音开通企业号，其中2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比77%。他们通过抖音扩大宣传和销售渠道，更新业务模式、拓展业务形态，获得新的机会。
抖音从业者，哪个行业最多？
从抖音就业人群的行业分布来看，文化教育行业占比最高，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其次是时尚行业，这同美妆、服装等电商热品的走红有关。
从抖音平台企业号的行业占比来看，零售业占比最高（超20%），。其次是服装配饰类，占比超过15%。再次是商务服务类、家具建材、生活服务、餐饮服务，占比超过5%。
字节跳动副总裁张羽表示，在抖音上，英雄不问学历、年龄，更加看重能力和胜任力。这意味着抖音的就业性质是一种普惠性就业，是人人可参与的就业模式。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表达自我，在抖音上找到就业机会。
就业数据怎么来的？靠谱吗？
有些读者可能要问，这些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否严谨？
报告使用的数据主要数据来自抖音平台提供的就业总量和结构数据，并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根据调研结果，抖音平台平均一个主播至少有4名辅助人员，而大中型和小微型机构的平均工作人员配置为50人，因此得出团队就业量864万人、机构就业量600万人、外加主播人数2097万人，合计直接就业数量3561万人的数字。
对于抖音平台就业的发展趋势，报告表示，短视频和直播行业的就业专业化程度将进一步加速推进，使分工进一步精细，使团队合作更加受到重视。
但是，直播带货和社交电商的“野蛮生长”也伴随着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随着新兴业态日趋成熟和政府监管日益完善，相关就业将趋于规范，行业内部的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
各大商家纷纷“上马”直播带货。然而，直播真的是拉动销量的“灵丹妙药”吗？在热闹的直播带货背后，私域流量的高运营难度、多数网红有限的带货能力，以及种种不规范因素，都为行业埋下变数。
今年6月，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为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商家、主播、平台、主播服务机构（如MCN，按：指网红孵化机构）和参与营销互动的用户等主体提供行为指南。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关于网络视频营销活动的专门自律规范。
“刷单、流量造假、退换货等乱象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的落地性不强，相关部门也只是试运行。”
真实成交量占比一至两成
一场明星直播带货的实时成交量（GMV）可能只占对外宣传数量的10%~20%。 “直播电商与（图文）电商都存在刷单现象，直播电商真实的GMV数据占比应该在个位数。”
评判一场直播带货的效果主要体现在GMV的大小，为了粉饰功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播团队通常会把GMV的统计口径扩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在直播中需要交定金的大额产品，比如汽车、房产，在对外宣传的GMV中，按商品售价全额统计；其二，对于在直播中按优惠价格成交的常规商品，在计算GMV时按商品原价统计。
“对于大额产品，比如一辆车售价100万元，定金10万元，在统计GMV时按照100万元统计，这样做忽略了直播后双方不成交的因素；对于常规产品，比如一件枕头原价300元，直播中售价60元，统计GMV时按照300元来统计。”仅扩大GMV统计口径这一项就能多出将近一半的GMV。此外，刷单在该行业也极为普遍，一场直播的刷单量通常占比在40%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场直播结束后，实时的GMV可能仅是宣传数量的10%。
电商直播产业链核心由流量端和供应链端构成，其中流量端主要包括直播平台（淘宝直播、快手、抖音）、MCN及主播，负责获取用户流量；供应链端包括主要电商平台（淘宝、京东、拼多多）、上游供应链（品牌方、经销商、工厂），负责导流后全套的运营。
连接在流量端、供应链端之间的是卖出货物后产生的佣金。目前，直播/短视频电商主流的佣金分配方式以CPS（以实际销售产品数量来换算广告刊登金额）为主。
一场直播下来，根据带货数量的多少，MCN机构会抽取20%~40%的佣金。为了服务费不被抽走，同时获得提成，主播及MCN机构便会自己操作下单补足销量，此后再通过退货等方式收回投入的金额，且一般直播带货的商家允许出现一定比例的退货率，因此这样操作既完成了目标任务，又获得提成。
“我们头部、中腰部的主播都会找，头部的话，单场销售额会达到上百万元，大体能抵消成本；中腰部的话，销量不是很好，各个主播轮流着来，花钱买吆喝。”李东表示，自有的直播团队（5人）在淘宝直播、京东、拼多多等平台做，也会找一些外部主播做。
网络直播的异军突起无疑给受众一种新的感官冲击，目前的网络直播的用户逐渐向二、三线城市下沉，用户的不断吸收发展和扩大，为网络直播行业带来新的流量红利。近年来政府部门对网络直播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随着监督和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网络直播发展更趋于规范，传统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增速放缓，而电商、短视频平台对直播领域的布局，为行业整体用户规模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短视频+直播”的运营体系得到不断探索，电商直播相关的交易总额实现快速增长。
2017-2019年直播电商市场规模情况
当前，与外部主播合作的费用主要包括坑位费、佣金。李东谈道：“对于强势一些的主播，通常会要求保底，比如要求按保底500万元的成交额来提成，即使直播中只成交了300万元，主播团队也会以500万元来结算提成。”
他表示：淘系内部主播的坑位费不高，Top10的主播坑位费需要3万~5万元，但压价压得太厉害，比如一件枕头售价200元，他会要求按60元、70元来卖，要求全网最低价；抖音等平台会有一些明星带货，坑位费比较高，一般15万元起步，对于产出没有承诺，有些甚至会要求商家做刷单等数字方面的配合。
商家直播分水岭：纯攀比还是精细化运营？
“现在找外部主播带货，没人跟你谈ROI（投入产出比），自己明明知道去做直播会吃亏，但是大家都去做，直播销售的收入抵消不了成本，就当花钱做广告了。这样想，心里会好受一些。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ROI，回报率为正的项目很少。”李东表示，一些头部主播能够为品牌商家带来一些粉丝，但是大部分品牌缺乏私域流量的运营能力。
李东认为：“之所以能让品牌商家争相直播的原因在于相互攀比，比如行业排名第三的C品牌请了李佳琦、薇娅等头部主播来带货，显得比同类品牌排名第一的A品牌更时髦、实力更强，对外宣传时更有面子一些。”
与李东倚重外部主播不同，张中的策略在于发展自己的主播团队。
“现在公司找的明星是代言，不是卖货，明星卖不了货的，只能做品牌宣传。头部主播带货也要看粉丝画像，我们邀约的主播都是分析过数据，然后再邀约的，效果还可以，有利润。”张中表示，公司的直播团队大约有100人，其中主播40多个，主要通过各个平台的达人号孵化，今年会把直播作为发力重点，每个月的销售额在4000多万元。
“直播抽成的比例要远低于电商平台。在一些电商平台卖300元的衣服，在直播里面卖200元，利润空间大致相同。” 张中举例称，一件夏装连衣裙，在线下品牌店的吊牌价是700块钱，放到一些电商平台上面卖，可能是卖400块钱，在直播上面可能卖150多块钱，经过供应链优化之后，直播上面的衣服可能卖到99元，而且还是盈利的。
由于在各个渠道售卖的价格不同，张中在公司成立了大商品部，结合产品库存、渠道、售卖情况、定位等因素，将直播与电商两个渠道的商品交叉或同步售卖。
“其实每个平台都会要求商家‘二选一’，以前是发文件摆在明面上来讲，现在是私底下交代商家。”张中表示，对于商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一个款式可以有多个销售渠道。
为了规避各个电商平台的规则，商家通常采用两种做法：其一，将品牌错开，每个品牌做大了之后都会有一个中文名、一个英文名，在A平台用中文名，在B平台用英文名；其二，同样的品牌，不管中英文名称，电商平台在进行比价搜索时，通常会按照图文搜索，检测同样款式的价格是不是卖得比其他平台更低。商家的应对做法则是把模特图片、文字说明错开。
张中表示，电商平台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样一个违规，处理A商家跟B商家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规模小的商家没人在意，做大了之后，双方会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