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当“卧底”送外卖,揭秘算法“黑幕”!行业难题如何破?600万骑手如何被精准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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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个月的送外卖过程中,北大博士陈龙渐渐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了。他意外体验到了一种“上瘾”的感觉,或许也就此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2018年,正在筹备博士论文选题的陈龙,一辆辆疾驰而过、有时甚至是逆行闯红灯的外卖电瓶车,来往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边看手机软件导航,边争分夺秒抢时间。而这样的骑手,奔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马路上,每天每夜为全国几亿人口送去热餐食。杂乱中又显得秩序井然。陈龙脑袋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控制他们?

陈龙的专业是劳动社会学,而劳动社会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提炼出看似杂乱的外表下的“劳动秩序”。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陈龙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亲自感受一把被“控制”的感觉。他加入了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每天送外卖,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了一次“卧底式”田野调查。

从起初太累不适应,到慢慢摸索经验进入状态,等陈龙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时,他已经“上瘾”了,即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陈龙将自己的经历和发现写成一篇长达 23 页的论文,题目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之后,再次引发网络对于近些年不断触及民众敏感神经的外卖行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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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陈龙加入的骑手团队算得上系统中的一支“标兵”。站长曾自豪地说:“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从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陈龙开启了他长达5个多月的“外卖生涯”。第一天,他累到虚脱,却只挣了72块钱。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一天能跑30、40单,甚至冒出了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如何能让平台再给自己多派几单。

用陈龙的话来说就是“极限被撑开了”。

他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对平台的依赖,这是“数字控制”给他的最初感觉,也是刚成为骑手时的“蜜月期”。

但很快,在“极限被撑开”以后,他发现,随着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大,追求的业绩越来越高,平台与他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外卖骑手与算法平台斗智斗勇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

骑手作为人,最擅长的是积累经验。在经年累月的送餐中,陈龙从老骑手那里发现了一个诀窍——“挂单”。

一般来说,平台要求骑手一收到取餐提醒就要去餐饮商户取餐,不得有拖延。老骑手们往往选择不立即向平台“确认取餐”,而是选择“报备”,意思是“这单我可能会晚到”,提前交付少量罚金。这样骑手便不用马上赶往餐厅取餐,而是等待系统派发更多同一方向的订单,收集满几单后,骑手再统一取餐。如果能够按时送餐,“报备”解除,罚款也会撤销。这种方式被行业内称为“挂单”。

但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送餐延误。为防止因送餐延误带来的惩罚,骑手们发现在餐饮商户附近500米的范围内即可向平台“报备”,而不用真正进店。这样,就既能送多单,又不会因迟到而罚钱。

然而,这种做法很快被平台“识破”,平台修补了这个bug,骑手们靠“挂单”多赚钱的方法行不通了。

陈龙在论文中总结:通过“报备”延长因“挂单”而延误的配送时间,既是骑手工作自主性的表现,也是骑手反抗平台系统“数字控制”的体现。

靠捡漏多接单的方式行不通,骑手们只能想办法从争分夺秒的送餐过程积压时间。

陈龙曾经常去人民大学送餐。学校规定骑手们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他便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个侧门进入,抄近路,大大缩短了送餐时间。盈余出来的时间,他可以选择休息一会或是多接一单,大大增加了自主性。

可这个自主性也很快被平台“征用”。平台监测到了这个现象后,利用大数据发现这一路段的送餐时间普遍盈余,便会立即修补bug,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很快,平台进一步要求骑手们“提速”。2018年6月的一天,系统大调整:缩短所有送餐时间。

那天陈龙所有订单都迟到了。不仅是陈龙,那天大批骑手都超时了,许多骑手在微信群里大骂平台。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由骑手买单。一旦超时,骑手轻则白跑单或者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骑手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

为了避免被罚款甚至封号,第二天,骑手们不得不再次突破极限,更快地奔跑起来。

陈龙发现,一切的经验和捡漏行为,在平台面前,都是“小儿科”。平台系统通过大数据总能发现更多可利用空间,从而进一步压缩骑手们的自主性,加强控制力。

2

被迫学会“自我控制”

在“投身”外卖队伍之前,对飞奔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队伍所构成的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陈龙百思不得其解。

亲身体验之后,他明白了背后的运行规律:正是有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他称其为“数据控制”,现在更多的说法为“平台算法”),把全部东西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才能实现对庞大的送餐队伍和流程进行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

在理解了外卖平台的“数据控制”之后,他以马克思的技术控制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数据控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学。

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陈龙总结,外卖平台主要发展“组织技术”来维持其“数字控制”。“数字控制”靠两方面来管理骑手们:一是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二是为提高骑手效率,设计激励模式。

对送餐环节监控、督促、惩罚可以让送餐员回到“正轨”,陈龙指出:“对骑手的过程控制更多地被转化成了结果控制。如果骑手没有按照预计的时间和路线配送,来自消费者的督促(通过平台软件“催单”或直接打电话询问骑手迟到或偏移配送路线的原因)会让骑手重新回到平台系统计算的时空规划中。”

但仅仅靠“督促”会让骑手们失去跑单动力。于是平台又设计出一种激励模式——“超额游戏”。

关于“超额游戏”,陈龙写道:“超额游戏”使工人控制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控制,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所以“游戏成为获得相对满意,或者马尔库塞所称的压抑满足的一部分……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平台越来越“完善”,骑手们也越来越累。

骑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自由。“极限被撑开”的背后,是骑手越来越狭小的自由度:平台一方面以升级奖励让骑手主动跑更多单,另一方面以严格的惩罚措施让骑手“步步惊心”——结果是骑手“越跑越快”,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在客户差评、恶劣天气、拥堵交通等不利因素中忍气吞声。

马克思曾总结,工业革命进程中,工人们开始反抗机器的控制,甚至还有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的。

可是在这个反传统的平台模式中,骑手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老板,能看到的只有客户的差评和平台的惩罚措施。

看不到“老板”意味着骑手无法将愤怒集中到某个对象身上。通过研究,陈龙发现: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上,学会了“自我控制”。

实际上造成外卖员送餐危机的直接原因来源于送餐员本身,本质上是平台利用算法不断加大外卖员的劳动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外卖量的增加,算法会逐步优化送餐时间,而所谓的优化就是根据大数据不断缩减相同距离的送餐时间,当算法发现多数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送餐时就会自动认定“存在优化空间”,于是外卖员的送餐时间就莫名其妙的减少了。为了避免超时,外卖员不得不闯红灯甚至逆行来节省送餐时间,然而越是努力的节省时间,系统留给下一单的送餐时间就越少。2015-2018年我国外卖的平均送餐时间从41分钟缩减到了30分钟以内。除了配送时间的缩短,骑手的配送里程也增加了,根据美团的数据显示20%以上的送餐员平均日里程超过50公里。

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日里程分布

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日里程分布

3

行业难题如何破?

来自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覆盖超过1500座城市,覆盖人口达2.5亿。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至少600万外卖骑手,而且这支“骑手大军”队伍仍在不断壮大。

而为了争夺市场、获取可观盈利数字,面对庞大的骑手队伍,资本方则变得越来越痴迷于“数字控制”。数据显示:2016年,3公里送单限时最长1小时;2017年,被压缩到了45分钟;2018年,又变为39分钟。

骑手们在这种冰冷数字的控制下,只能苦苦挣扎,继而催生出诸多问题。2017年上半年,仅仅是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有评论称,“外卖骑手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2020年9月,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社交网络。文章指出,外卖骑手被算法裹挟,系统限定的送餐时间越来越短,在算法与数据驱动下,疲于奔命,引发了公众对外卖平台规则的广泛质疑。

外卖平台饿了么和美团相继作出回应,表示将很快调整系统进行改进。美团表示,将马上优化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让骑手在路口放慢一点速度。饿了么表示,将尽快发布“多等5分钟或10分钟”新功能,鼓励消费者多给骑手一点时间;同时对部分优秀骑手提供奖励机制和个别订单超时免责。

但上海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称,鼓励消费者“多等5分钟”在逻辑上有问题,外卖骑手的关系,是与企业的关系,外卖骑手相关的这些规则也是企业来定,即平台定,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商业行为也是针对平台产生,平台责任并不能转嫁给消费者。

今年4月底,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的新闻再次刷爆网络。新闻中,王林12小时完成5单送餐,仅拿到41元快递费。他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5月10日,上海市消保委约谈美团,要求美团在平台经营过程中要摒弃唯流量思维,要从保护消费者和骑手合法权益的角度,真正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对于受困“算法”下的外卖骑手,如何改变他们的现状?平台、资本、消费者、监管机构之间还在不断拉扯。

但可以看出,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科研究机构,对外卖行业的关注度都在加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应运而生,陈龙博士这样的研究者加入,更多民间行为已经开始“进场”,资本方通过“数字控制”骑手这种反人性的商业模式,或许很快将难以为继。

截止至2020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4.19亿,较2020年3月增长了2103万人,同比增长了5.29%。

2016-2020年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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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编:CY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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