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提质增效”开启新篇章:与高质量发展并行 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

浙江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在共同富裕方面的实践与部署也很早。早在2021年1月的浙江省两会上,浙江就开始部署本年度的共同富裕工作,并将其写入省“十四五”规划中。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战略任务部署渐次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逐步加快加深对共同富裕工作的部署,2021年,中央层面多次开会讨论或发文,不仅提出了具体内涵、努力方向和实践路径,还部署浙江作为示范区先行先试探索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共中央2021年11月12日举行的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多位专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二者间密不可分,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中要充分保护和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必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着重破解非公经济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自身发展与共同富裕建设的有机统一。

浙江台州,仙居县白塔镇染潭村村前,昔日河漫滩变身为高产值农业种植园区,成了新农村百姓共同富裕的聚宝盆。视觉中国

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迈进中,共同富裕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丰富了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

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二者间密不可分,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共中央2021年11月12日举行的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

2019年我国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的水平,预期到2035年将超过2万美元,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韩文秀强调,“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从源头上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优化分配结构的过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21世纪经济报道注意到,中央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并非“同时富裕”,而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近日撰文指出,(探索共同富裕要)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要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拿出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一步步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同时,也要深刻汲取一些国家超出发展水平搞过度福利化、导致公平效率不能兼顾、影响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的深刻教训。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难以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迫切需要选取部分条件相对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在2021年,一个大的迈步是,中央批准支持浙江先行先试探路共同富裕。

浙江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在共同富裕方面的实践与部署也很早。21世纪经济报道注意到,早在2021年1月的浙江省两会上,浙江就开始部署当年度的共同富裕工作,并将其写入省“十四五”规划中。

2021年以来,浙江共同富裕的数据也很亮眼。

前三季度,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474元,同比增长11.6%,其中,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2509元,同比增长14.6%。城乡居民收入比1.85,比上年同期缩小0.01。

据悉,浙江计划到2025年,80%的传统小农户家庭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一半达到20万元以上。二是聚焦低收入农户“提低”。建立低收入农户“幸福清单”制度,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到2025年,农村家庭最低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以上。

下一阶段,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与共同富裕相结合也是不少受访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的重点。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指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中,必须充分保护和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必须着重破解非公经济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自身发展与共同富裕建设的有机统一。”

三次分配把“蛋糕”切好分好

不仅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还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韩文秀指出。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韩文秀在阐述共同富裕中也进一步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收入分配调节既能够分好蛋糕,又有利于进一步做大蛋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缓解相对贫困,不仅具有提高消费需求的作用,也与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叶建亮强调,必须更加慎重把握和执行共同富裕的路径节奏。应该优先将更多工作重心放在处理好增量分配上。从发展的前瞻性眼光和视角,推动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形成。

21世纪经济报道注意到,在多地共同富裕方案中,就业和收入问题被反复提及。

《浙江省人社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中指出,到2025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以上;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达到3000元/月左右。

按照浙江省政府办公厅2021年7月28日成文的政策来看,目前浙江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一档为2280元。若2025年3000元/月的目标实现,总增幅超过3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1年11月26日开幕的福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在提交大会审议的报告提出,要从就业供给和需求两端共同发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力争每年新增城镇就业50万人以上;要着力提高收入,健全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联动机制,加快“扩中”、全面“提低”,力争到203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

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共同富裕,不仅要缩小城乡差距,还要缩小不同区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21世纪经济报道注意到,2021年以来,全国范围内从东西部对口、区域内城市帮扶和省内协作等多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对口工作方面,多地加大对口地区帮扶力度。比如,浙吉两省签订了新一轮《深化对口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双方合作的重点,印发实施2021年度浙吉重点合作项目清单,推进重点合作项目53个;浙江选派155名干部入川挂职,到位专业技术人才1150人,帮助四川省36.75万名农村劳动力、5.77万名脱贫人口实现劳务协作转移就业,采购销售四川省消费帮扶产品21.3亿元。

在区域范围内,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共同富裕的内涵也体现在工作中。

2021年12月8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计划通过10年的时间,从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和市场等结对合作帮扶,进一步激发皖北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缩小长三角区域内发展差距、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叶建亮认为,一体化有助于促进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做大蛋糕的过程;其次,区域和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机制的建立,对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显著成效;此外,通过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对改善低收入阶层和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显著的改善作用。

在省内,浙江提出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和在省内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成为两大工作重点。

通过构建“1+2+26+N”政策体系,针对山区26县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特色优势,“一县一策”为每个山区县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和政策工具箱,推动共性问题共同解决、个性问题个别解决,推动每个山区县培育做强一个特色主导产业,增强发展动力。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推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

在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方面,浙江要求50个经济强县结对帮扶山区26县,每年推动山海协作产业项目300个左右、完成投资400亿元以上。协作领域也从以产业协作为主,向资金要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消费帮扶、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等多领域拓展。

还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探索中要注重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

收入不平等很大一方面也是来源于目前教育不平等的情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教育进一步均等化是重中之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人的培养创造也是长期的,因此在全国和省内等不同层面都要着力平衡不同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他建议,在教育领域,应该抽肥补瘦,按照生均标准投入教育资源。对于农村地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也应有更多的资源倾斜,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教师的待遇,吸引教师去那里工作。

本文采编: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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