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与平台商户之前关于佣金的矛盾在此次疫情期间被放大、激化，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其规模的不断壮大，外卖行业中存在的顽疾也正在成为行业发展的阻碍。
平台准入机制缺失
外卖平台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并且也因平台规模迅速扩张而留下了很多顽疾。洪明基提到，舆情数据显示，网络餐饮消费维权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卫生安全、不正当竞争、套证或假证经营、订单配送问题、侵犯个人隐私、外卖员素质参差不齐、消费者维权举证难这7个方面，其中，食品卫生安全、不正当竞争、套证或假证经营关注度较高，排在前三位。虽然监管力度越来越大，但由于网络餐饮平台合规能力建设存在严重短板，没有尽到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部分脏乱差的“黑餐馆”混入平台经营，“幽灵外卖”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制约了网络餐饮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他看来，网络餐饮平台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是导致部分脏乱差的“黑餐馆”混入平台经营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平台未尽审查义务，才给一些没有资质的“黑餐馆”留有空子可钻，导致一些没有任何证照、没有卫生保障的“黑餐馆”通过套证或假证等手段混入平台经营。
对此，洪明基建议，外卖平台作为网络餐饮服务的第三方应当起到对平台商户的监管作用，对于准入机制应当设立一定门槛并切实严格把关，实地核查，杜绝无证违规商户上线；对已上线商家，逐一重审，实地核查证照名称、地址、经营范围、有效期。市场监督管理局应设专项稽查，如有违规，每出现一例，均应依《食品安全法法》第131条进行惩处，出现多例则累加处罚或责令停业。
过度促销存食安隐患
补贴是外卖平台出现到现在的核心关注点，同时也是此前外卖平台竞争的主要手段。但如今，随着外卖行业逐渐形成寡头局面，平台补贴虽然式微，但是却成为外卖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疾”。平台之间的竞争还未结束，补贴方似乎也正在从平台转向商户。
洪明基指出，目前外卖平台存在排名规则片面引导过度促销活动：无视餐饮及配送的实际成本，低于成本价满减、配赠，减配送费的情况，导致部分商家虚增标价，或无底线粗制滥造降低成本，造成消费者无法鉴别价格虚高。与此同时，平台商户的资质及品牌影响力参差不齐，品牌商户为了保证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价值采用的原材料更加优质，但很多小品牌或者专做外卖的品牌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降低原材料质量，然后再通过加大优惠力度的方式获取更大的流量，这样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对此他建议，外卖平台应当公示排名规则。禁止低于成本价优惠活动，确保食品安全；不得胁迫商家贴补配送费。也不建议平台补贴配送费，让交易回归理性，不得有倾销行为。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商家二选一，或强制要求商家提供两平台一样的促销活动。此外，建议外卖平台允许商家自行选择配送服务方，不得对自选配送方的商户采取歧视性做法，实施排名降权。
呼吁下调佣金服务费
今年，由于疫情的发生对国内餐饮行业造成极大的影响，不少商户选择依靠外卖业务维持生存，这也让各地餐饮行业与外卖平台之间关于高佣金的矛盾逐渐激化，各地餐饮行业协会多次发声呼吁外卖平台能在此特殊时期下调佣金。
洪明基也在提案中提到了这一点。疫情对餐饮业造成的是绝对亏损；新增了上线商户和消费客群，有益无损，也为后期的增收奠定了更好的基础。因此，疫情期间外卖平台应对所有外卖商家免收佣金服务费。“在没有疫情的正常经营情况下，一个餐厅的主要现实成本至少包含：食材包装35%-50%、人工20%-25%、场地能源20%-25%；在设备投入、其他杂费税费等不计的情况下，仅这三项成本最低就已经达到了75%以上，平台再扣15%-28%，餐厅收入已经所剩无几，还要被迫再做大力度促销，否则就在排名上劣后，没有顾客流量，没有订单。即使有订单，平均100元营业额，扣减佣金及满减等营销费用，从平台上也只能结回60元左右，无法承担75%的刚性成本”。
对此，洪明基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平台方收取佣金服务费实施限价，降低现行收费标准，禁止平台强行涨价或单方操作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