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付一夫
任何改革都应该平稳渐进，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和阻力，延迟退休也是一样。在后续的推进工作中，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养老基金的收缴及管理、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避免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后，相关制度衔接出现不必要的脱节和阻碍。
这一次，延迟退休真的要来了。
11月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份《建议》带来了有关延迟退休的最新定调，那就是“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实施”二字，标志着延迟退休这件事，从设想变成了现实。
为何要推行延迟退休？
之所以要推行延迟退休，根源在于我国日益加剧的老龄化程度。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指标翻番，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那么这个地区便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于我国而言，早在本世纪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就已突破了7%的基准线；此后，这一比重始终在攀升，2019年达到了创新高的12.6%。而根据民政部前不久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到“十四五”末期，也就是2025年，我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之中。
老龄化程度的日益深入，必然会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日本，2019年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28%，15~64岁人口在近20年里足足减少了一千多万，适龄劳动力的供给严重缺失，建筑、运输、护理等多个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高达3：1，再加上人口生育率的一路下滑，举国上下经济社会颓势尽显。对此，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声称这是“国难当头”。
值得注意的是，老龄化的加剧还将引发另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危机，那就是养老金的告急。
就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而言，本质上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退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也就越大。然而，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在职劳动者与退休劳动者的比例正在趋于失衡，缴纳养老金的劳动者逐步减少，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却大量增加，如此一来，前者越来越难以承担后者退休后生活所需的庞大开支，而养老金的短缺之势正逐渐表现出来。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当前我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已高达16个，如果不考虑财政补贴，全国养老金当期结余今年已是负值，即便算上财政补贴，2028年当期结余也将出现负数，累计结余则将在2035年耗尽。届时，很多人将面临“老无所养”的困境。
事实上，与人口老龄化相类似，养老金不足是世界性难题，日本、德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都深受其困。正因如此，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应对这一顽疾，而措施之一，就是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的是与非
放眼全球，延迟退休并不罕见，自1989年以来有170个国家延迟了退休年龄，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在65岁上下，个别国家甚至将退休年龄定为70岁。
我国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退休最早的国家，现行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确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
其实早在2008年11月，有关部门就表示，正酝酿在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此后，延迟退休一直都是老百姓热议的话题，每每出现新动向，都会引来一波讨论。
近两年，人社部领导不止一次地表示，在2020年前后会推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具体方案，并提出要秉承“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的原则，以求让公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今年8月27日，人社部官网发布答网民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来信时，还表示“认真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如今伴随着《建议》的发布，“研究”变成了“实施”，延迟退休真正到来了。
客观地讲，延迟退休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理由有三：
其一，有助于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巨大压力。
推行延迟退休，相当于增加劳动者养老基金的缴费年限，推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等于是“增收减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对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和减小养老基金的缺口。
其二，有助于发挥“工程师红利”。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衰减与适龄劳动力日益减少，经验更丰富、专业技术更过硬的高质量劳动力正在成为各行各业的迫切所需，而退休的延缓，刚好可以让更具资历与经验的人们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这无异于发挥了“工程师红利”。
其三，有助于提高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目与职工退休前一年统筹地区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挂钩，于是延迟退休便可增加基础养老金的领取数额；另外，很多单位的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额度，都与其工龄有关，延迟退休相当于延长工龄，养老金也会相应增加。
不过，诚如硬币有其两面一样，延迟退休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消极作用：
一则，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恐将增加。
虽说增加年长者的工作年限有助于“工程师红利”的发挥，但也难免会助长“晚退霸岗”现象——大批老年人呆在本该退下来的工作岗位上，不仅会剥夺思维更活跃、更具创造性的年轻人合理的晋升机会，还可能会导致用人需求的缩减，这对于原本就承压的就业市场来说不是好消息，未来的应届毕业生与社会上的求职者们，找工作的难度恐将进一步加大。
二则，部分老年人的福利受损。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身体素质与精力旺盛程度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衰减，更何况五六十岁正值各种疾病的高发期，长时间的工作势必会让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渐觉力不从心，尤其是对于本该退休、领取养老金享清福的老年人们，却要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相当于个人福利受损。
三则，不利于人口生育。
按照常理，按时退休的老年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帮助子女照顾小孩，以解除子女工作和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然而，延迟退休很可能会让很多家庭面临着小孩无人看管的情况，年轻人的工作状态多少会受到影响，一旦工作与生活难以两全，人们的生育意愿难保不会继续减弱，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少子老龄化”。
正因为上述种种，如何在正负两面寻得平衡，继而稳妥有序地铺开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将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如何有效推进延迟退休？
不管怎样，在纠结了许多年以后，延迟退休终于要付诸实践了。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状况以及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推行延迟退休方案的过程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能搞“一刀切”。
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到行业性质的差别，在此基础上考虑实行弹性的退休年龄区间。比如说，从事科教文卫工作的劳动者、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技术知识，且工作稳定，可以延迟退休几年，做到人尽其才，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从事建筑行业和矿产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由于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倒不如早些退休，安度晚年。
另外，用人单位内部在推行延迟退休方案时，理应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而非强制，否则即便是退休年龄提高了，工作热情也难免打折，效果未必最为理想，劳动者亦应该有权利根据自身状况和家庭生活，自行决定和安排自己的退休时间。
其次，要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
可以针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退休，设立相应的优惠及激励政策。不妨参考瑞典的做法，建立起长效的工资和养老金关联机制，既对有能力支付且可以长期支付养老金的群体给予激励，又可以利用该部分资金对收入较低人群进行保障；而对于那些低收入的老年人，应当建立养老“安全网”，养老金的投资运作由政府监管，确保起到整个社会保障的“托底”作用。
最后，应统筹考虑延迟退休的各种影响。
任何改革都应该平稳渐进，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和阻力，延迟退休也是一样。在后续的推进工作中，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养老基金的收缴及管理、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以避免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后，相关制度衔接出现不必要的脱节和阻碍。同时，还应着力稳就业、惠民生，大力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应对退休年龄提升与就业压力加大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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