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当今世界互联网时代最具有战略性和先导性的产业，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速度比世界GDP快出1.5倍，由此可见电子信息产业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而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新技术发展遭受到了美国的极力遏制，从美国激烈的通讯产品制裁和阻止我国芯片制造发展的行为就可以预见。
电子信息产业也早已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二〇一九年，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呈现明显下滑趋势，不同行业的出口贸易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市场规模仍保持在全球第一的领先地位。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数据可得。
截至二〇二〇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高达75294亿美元，其进出口总额虽呈现了微弱的下滑趋势，但仍达到了13719亿美元，占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30%，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货物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其支撑性作用也是毫无疑问的。
笔者通过整理二〇一四年至二〇一九年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中的主要数据与指标，对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总结出了一些发展特征。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在二〇一八年出现了首次下滑。结合当时的背景，笔者推测，这与美国发布禁止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禁令有着密切的关系。二〇一八年，美国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禁令与制裁，拉拢世界其他的美国贸易友好国抵制芯片对华出口。
导致依赖芯片制造的大部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如智能手机、电脑等主要产品的收入呈现下降趋势，这些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无疑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国内外的发展都造成了巨大打击。同年，苹果与高通之间的专利诉讼问题也进一步加深，产业主导权的争端在这一年逐渐加剧，这也是使得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出现下滑趋势的另一原因。
但在二〇一九年，5G技术在我国国内全面推广之后，可以看到，凭借我国自身电子信息产业的科研能力，贸易制裁的打击也将只是暂时的，电子信息产业收入在二〇一九年又一次迎来了发展高峰。由此可见，研究如何使得该产业的发展尽可能小的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动荡带来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由于本文主要考虑电子信息产业出口相关的内容，故细致地分析产业出口与整个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进出口总额一直稳定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9%的水平左右，而其出口总额在二〇一八年首次达到了8000亿元以上，同年的进出口总额也首次突破1.4万亿元。
但在二〇一九年，电子信息产业的进出口总额与出口额存在着明显的下降，其在对外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也呈现下滑趋势。结合二〇一九年的发展背景，笔者分析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疫情时代的到来对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贸易的生产能力与出口环境都造成了一定冲击。
中国自二〇〇九年起已连续二十年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非贸易总额已达1879.4亿美元。二十年间，中非货物贸易总额已飞速增长至初期的10倍。笔者总结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中关于中非电子信息产业的出口贸易额，并测算了其在中非货物出口贸易额中的占比。
随着非洲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中非贸易合作的推进，电子信息产业的需求占比理应呈现上升趋势，但以疫情为背景考察的出口状况必然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同时国际经济形势的飞速转变也会持续向该产业施加压力。且电子信息产业由于自身依赖信息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本就存在不稳定性和高风险的特点。
这也就解释且预测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业务收入、进出口额所占货物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等基本面数据的增速持续放缓的趋势。随着全球共抗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如何保持平稳，传统的贸易合作如何在疫情时代中找到新的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在非洲地区稳定推广，都是中国在疫情时代下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他们首次使用原型为牛顿的万有引力模型的变形形式，将两物体间的距离引申为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随后两者得出的相同结论为：经济总量的提升会对国际贸易双方的出口额产生正向影响，但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反而会抑制双方出口额的增加。而后这项研究被进一步引申，双边贸易规模的考察也随着贸易便利化测度方法的成熟而逐渐被替代。
而引力模型考察的影响因素也不再局限于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国之间的距离，逐渐开始被其他重要贸易条件完善：诸如贸易国的人口数量，是否加入区域友好协定等相关因素。以此也出现了更多学者开始使用贸易便利化这一更加具有代表性的贸易规模名词来考察和研究双边贸易，新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就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