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披露，今年一季度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0.2%，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钢铁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7.5%，建材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0.3%。
这突出显示了中国产能过剩行业在应对自身较高杠杆率问题上，情况出现了转折点。
在2016年度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期间，中国公司的高杠杆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循环即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脆弱性：过剩产能与公司债务
虽然中国正在转向更为均衡的增长路径，但在过去十年之中，信贷和投资强劲推高，由此带来种种产能过剩情况让外界感到担心。
IMF在其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表》中推算中国银行系统存在风险的贷款为1.3万亿美元，在商业银行的所有公司贷款中占到15.5%。
而这部分潜在的问题债务风险，即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采矿业和钢铁业等产能过剩部门。
IMF因此希望中国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来解决公司债务挤压的问题，同时强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改善社会安全保障网，特别是妥善安置产能过剩部门的职工。
同时还应制定一个全面的重组计划，来应对不良资产问题并对银行注资，以及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便于推动公司破产和债务解决进程。
《全球金融稳定报表》负责人、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主管约瑟·维纳尔斯(Jose Vinals)说，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脆弱性，正在采取措施解决企业负债过高问题。
“然而，鉴于这些脆弱性的严重程度，需要实施大刀阔斧的政策行动：解决企业债务积压问题，增强银行实力，提升监管框架，为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提供支持。”
药方之一：债转股
债转股成为应对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问题的一剂药方。IMF亚太部门主管李昌镛(Changyong Rhee)4月15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过剩产能行业意味着利润率低，如果中国继续这条道路，对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好处。所以，这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当务之急。
李昌镛说，中国在应对过剩产能方面有经验也有政策工具，这在2000年初时就已经实施过，是熟悉的领域；同时也需要政治意愿，所以才有了债转股。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4月15日在华盛顿出席经合组织活动时也做了解释。“这是一项新政策，有些内容细节还在讨论。”周小川说。
周小川表示，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
周小川说，这些大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过度贷款，杠杆率不算高。
债转股也跟产能过剩有关。周小川说，如果存在过剩产能，企业就会亏损，导致资本受损，杠杆率就会上升。因此，降低存在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
“高杠杆同时意味着高风险，贷款发得多，不良贷款可能也相对较多，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改善这种现象。”周小川说。
央行副行长易纲14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参加活动时也说：“我意识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确实非常高。”
易纲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的金融纪律。要让每个企业对自己负责，如果破产了就破产了，市场的每个单位需要对其行为负责。
易纲还说，必须非常小心考虑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从社会整体来看待杠杆率，寻找优化方案并平滑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些改革方案。比如，我们已经修改了破产法，我们应当加快破产程序，如果这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将可以使这个过程更有效率。”
国际产能合作
我国有关部门表示称，也愿意与国际合作解决过剩产能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在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已在美欧都引发了关切。
在欧洲，英国反对党和工会组织指责政府在钢铁产业方面未能妥善应对中国挑战，敦促英国对进口钢铁征收反倾销税。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4月9日访华期间，就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讨论了钢铁产能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4月11日在例行会上说，钢铁产能过剩是世界总需求下降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两国外长在会谈过程中就如何有效、妥善应对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
陆慷说，哈蒙德外交大臣充分肯定中方为化解过剩钢铁产能所作的巨大努力，强调愿通过双边及国际合作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中方在会谈中也积极评价英方长期奉行的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同时也表明我们愿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国际合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