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2.5亿，每年增加8000多万老龄人口。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1.9%。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上升至15%。
2011-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社科院数据显示，当前，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已高达16个，专家提出养老金当期收入呈现快速增加趋势。但在保留现在财政补贴机制情况下，到2028年养老金当期收支出现缺口，随着时间推移，缺口逐渐放大很正常。累计结余到2027年将到达顶点，到2035年累计结余耗尽。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需求日渐增多。实现“老有所养”，成为当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几年，‘养老经济’开始成为一个高频词，养老消费人群迅速扩张，各种养老机构层出不穷。2017年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比上年增长10.6%，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2.9万个，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近3万个，养老服务床位746.4万张，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392.8万张，社区养老床位数353.6万张。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共同作用，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可供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方式更加丰富。
2012-2018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6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1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基本养老金收入增幅为18%，支出增幅为17.6%，收入增幅比支出增幅快0.4%。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表示，过去多年，我国的养老金实际收入增速是持续低于支出增速的，这种差距持续下去将会带来明显收支平衡压力。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养老金收入增幅为18%，同期养老金支出增幅为21.8%，2015年则分别为16.6%和19.7%，收入增速明显低于支出增速。
“近两年我国养老金收入增速明显高于支出增速，从来源构成看，近些年我国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力度一直很大，占了养老保险收入的一大部分。”董登新指出。
《公报》未公布2018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情况。但从2014—2017年的数据来看，财政补贴占城镇职工养老金总收入的比例在14%—18%。其中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433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8004亿元，占比18.48%。
4月份，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曾表示，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呈逐年增加的状态，其中本年度仅中央财政安排企业养老保险的预算资金为5285亿元，同比增长9.4%。
解决思路：扩大基数、延迟退休
对于养老金持续性的担忧，并非由今日而起。多位专家均表示，养老金应该自我维持平衡，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并不健康。
4月1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即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报告判断，中国养老金在2027年左右会达到峰值接近7万亿元的份额，随后养老金开始逐渐下降，到2035年左右时会耗尽结余。
对此，聂明隽回应表示，中央已经从降低社保费率综合方案—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以此扩大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做大养老保险的“蛋糕”；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财政补充、社保基金战略储备等方面进行综合应对，能够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
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外界对养老金持续性的担忧。
董登新表示：“因为养老金的可持续，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必然，而且会长期伴随着我们的难题。而且，这也并非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难题。”
养老金持续性的背后，是深层次的人口结构变化问题。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在下降，但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在不断上升。
整理近五年数据发现，2016—2018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幅分别为3.4%、3.1%和3.0%；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幅分别为7.3%、6.2和4.0%，显示增幅在逐年下降。
同时，我国老龄人口正在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
董登新指出，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的代际转移是国际通行的解决办法。
“收缩养老金给付增速和延迟退休年龄是保障养老金可持续，以及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必须措施。”董登新详细解释道，“从2005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1年按照10%的涨幅提高养老金给付标准，但近几年有所下降，比如2019年是5%，预计未来会进一步和经济增长速度匹配、靠近物价上涨水平。此外，如果能将退休年龄延迟，预计可以释放1亿劳动力，并且有效降低养老金负担。”
二次改革在路上
多位专家表示，现行养老金制度从1997年执行到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再一次进行变革的时候。
“近些年，我国一直在使用财政补贴来填补这一亏空。另外，国有资本划拨也于2017年10月启动，但是进展比较缓慢。” 董登新指出。“1997年，我国养老金制度刚建立的时候，为了弥补当时的转制成本，制定了极高的费率。”董登新表示，“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从制度的本源，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尤其是雇主的缴费负担。对于养老金来说是一次较大的制度变革。”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曾指出，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前15位。
今年5月1日，在国家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的大背景下，社保降费方案正式开始执行。各地可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
但降低社保费率到底是做大了“蛋糕”，还是会直观带来养老金收入的减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虽然在降低费率的同时压低个人缴费基数，增加缴费人群，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对冲作用有限，最终还是会减少养老金征缴收入。
在更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董登新寄希望于养老金的制度性改革，包括降低费率、收缩养老金给付增速和延迟退休年龄等。
“多元化，特别是养老金的多支柱发展是最佳方式。”朱俊生说，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存为58152 亿元，养老保险占养老保险体系资产规模约为79.7%，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占比仅20.3%，第三支柱更是发展缓慢。建议我国养老不应该把所有来源都放在第一支柱，应该一、二、三支柱平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