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社会各界围绕（AI）的争论越来越多：从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AI对就业的影响，“创造与破坏的对决”似乎贯穿了争论的始终。
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一书中，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等3位作者从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说起，试图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回答这些问题。
“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源于20世纪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都会导致旧均衡被打破，但这一“毁灭过程”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旧均衡的“废墟”终会孕育出新的生产生活秩序——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内涵。阿吉翁等人延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新秩序的孕育”上。
有趣的是，本书不仅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还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角色。但正如从踩下油门到出现“推背感”中间会出现一小段时间迟滞，技术发明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时间差。
书中指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这一规律反复显现：市场上最早的蒸汽机出现在1712年，但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开始加速增长；灯泡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发明之一，在1879年就被发明出来，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的生产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同样道理，信息技术浪潮与由其引发的经济浪潮之间也相隔了几十年。这些历史经验表明，不能以短期视野来衡量技术革命的真正“分量”，从燃起通用技术的“火花”到实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中间往往存在一条长长的“引线”。
关于“引线”为什么这么长，作者给出了两个理由：
其一，通用技术通常表现为底层技术，亦称一级创新，其“能量”主要体现在产业层面。要使其真正影响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常需要等待依托一级技术的“次级创新”梯次迸发，形成规模效应。比如，电力是一级创新，而依托电力革命的汽车制造业是次级创新；信息技术是一级创新，而依托信息技术的在线购物是次级创新。相较于一级创新，次级创新往往能够在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服务效率方面发挥更明显的作用，因而是改善“社会体感”更有力的推动者。
其二，通用技术要推广开来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无论是交通网络、电力网络还是通信网络建设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应的发展模式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集聚效应。
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也大体遵循类似的规律。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算起，70年间，人工智能发展起起落落，历经数次研究停滞的“寒冬”，直到2022年才迎来重要里程碑。而从2022年算起直到今天，也不过短短几年而已，这意味着，人类社会距离人工智能“引线”烧完还有不短的时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次级创新必然带来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产业会承压，一些企业会破产，还有一些人会失业。在作者看来，这正是“创造性破坏”不可规避的“副作用”。在短期内，“创造性破坏”会更多呈现出破坏属性，导致更多“失意者”出现，但只要社会能够提供足够强韧的保障机制，帮助相关企业和个人度过这个艰难时期，“失意者”终将跟随整个社会前进的脚步变成“受益者”。
在人工智能狂潮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今天，《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为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无论破坏还是创造、失意还是受益，说到底都是个时间问题——燃烧的“引线”代表了宝贵的“时间窗口”，能否抓住这个时机，建立起一整套适应新技术的体系，对于每一个经济体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